機動車融資租賃的交易中基于客觀情況以及實踐需要,一般會將租賃物登記在承租人名下。實踐中,為保障自身利益,融資租賃公司一般會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以下簡稱“中登網”)進行融資租賃登記的同時將租賃物進行自物抵押并辦理抵押登記。司法實踐中,多數裁判認為上述情況構成融資租賃法律關系,但亦有部分法院裁判中基于出租人并非車管所、公安局等部門出具的登記文件所記載(以下簡稱“機動車登記”)的所有人并以此設立抵押權等情形認定其為“名為融資,實為借貸”的情況。據此,筆者擬全面厘清相關問題的法律邏輯并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一、機動車自物抵押的產生淵源
根據《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21〕第7號)第二條的規定可知,《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辦法》排除適用于機動車等特殊動產的抵押登記(作為典型擔保);而能夠適用于機動車等特殊動產的融資租賃(作為非典型擔保)登記。然而,基于中登網與車輛管理部門未形成系統動態聯網,若出租人未在機動車管理部門進行相應的登記,第三人無法通過機動車管理部門所頒發的證明文件全面地了解標的機動車的真實情況。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動產一般以占有作為公示要件,而在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中,一般由承租人實際占有租賃物,并且為保證機動車年檢、違章處理等日常使用需要,在相應證明文件(如行駛證)會將承租人登記為租賃物的所有人。此時,第三人給予承租人實際占有租賃物的外觀并且在相應證明文件上確認了租賃物的情況,便能夠通過買賣、抵押、質押等方式善意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或抵(質)押權,從而導致出租人喪失租賃物的實際所有權及相關的權益保障[1]。
因此,出租人須窮盡公示手段對抗善意第三人以保障自身權益。在實踐中,出租人與承租人一般會在融資租賃合同中約定由出租人(租賃標的物的實際所有人)授權承租人(租賃標的物的名義所有人)需完成融資租賃登記的同時,將租賃標的物抵押給出租人并辦理抵押登記。為完成抵押登記,雙方會額外簽署一份抵押合同交由車輛管理部門備案。
[1] 參見楊楠所著微信公眾號文章:《自物抵押將退出歷史舞臺?未必》
二、未辦理機動車登記不會導致融資租賃關系無效
在融資租賃交易中,交易雙方僅對機動車辦理自物抵押而未完成機動車權屬登記會導致雙方的交易體現出“名為融資租賃,實為借貸”的特征。然而,筆者認為,基于機動車屬于特殊動產,不能以是否完成權屬登記作為所有權轉移的認定標準,具體理由如下:
《民法典》 第二百二十四條
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自交付時發生效力;
《民法典》 第二百二十五條
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等的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見機動車所有權不以登記作為判定標準,僅作為對善意第三人的對抗理由。
而公安部于2000年6月向最高人民法院發送了《公安部關于確定機動車所有權人問題的復函》(公交管(2000)98號)和《公安部關于機動車財產所有權轉移時間問題的復函》(公交管〔2000〕110號),上述復函中提出:“根據現行機動車登記法規和有關規定,公安機關辦理的機動車登記,是準予或者不準予上道路行駛的登記,不是機動車所有權登記”、“公安機關登記的車主,不宜作為判別機動車所有權的依據”、“將車輛管理部門辦理過戶登記的時間作為機動車財產所有權轉移的時間沒有法律依據”。[2]
因此,筆者認為,在現行法律中,車輛管理機關出具的登記證明文件并非其所有權的證明文件,基于未完成機動車轉移登記判定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融資租賃關系不具備法律依據。
[2] 參見陳鳴葉撰寫的微信公眾號文章《如何解決汽車融資租賃中的所有權爭議問題》
三、自物抵押的法律風險
《民法典》頒布后自物抵押的合法性
從司法層面出發,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頒布后,全國逐步建立起統一的動產和權利擔保登記制度。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2020修正)》刪除了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2014)》第九條 “自物抵押”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未繼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7條關于 “自物抵押”對抗效力的規定。前述變化說明了,司法層面認為 “自物抵押”實際系所有權人在未損害他人利益及法治秩序的前提之下利用現行有效的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實則無需以所謂悖論否定所有權或抵押權的效力,特別是針對特殊動產融資所有人的抵押權(包括融資租賃交易中的自物抵押情況)應予以支持。[3]
從《民法典》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出發,其并未明文規定自物抵押因物權沖突而無效。有關抵押權的效力,《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條、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抵押權的設立要求仍為“有權處分”;第四百一十四條規定了抵押權設立后的清償順序。因此,《民法典》中并未針對自物抵押作出專門規定,結合前述司法解釋的修訂及變化,可見從司法實踐層面而言,對于自物抵押不能認定為是持否定的態度。
而在2022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聯絡溝通平臺”公布《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9022號建議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中針對汽車融資租賃交易實踐中常見的自物抵押登記及中登網登記之間采用了“或者”的態度,即自物抵押亦可形成“能夠對抗保全、執行措施的”的效力。似乎可見,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中存在的自物抵押現象抱持“默許”的態度。
[3] 詳見劉貴祥,《當前民商事審判中幾個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判解研究》2022年第2輯
綜上所述,從融資租賃交易的實際需求并結合其融物性、融資性的特點,自物抵押并不會導致機動車融資租賃的融物性喪失,不應當僅就其權利保障手段與抵押借款交易存在相似之處而否定其融資租賃的本質。
基于登記對抗說的觀點導致的抵押權無效
登記對抗說的觀點認為,只要已成立的融資租賃關系是真實的、合法的,那么出租人便自然享有租賃標的物的所有權。誠然,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訂立的“抵押合同”仍然是真實有效的,不存在現行法律規定的無效事由,但是基于出租人取得了租賃標的物的所有權,從法律角度出發,同一物上的所有權及抵押權之權利人的混同將導致抵押權被所有權吸收合并。
案 例
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作出的《臺駿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中山市愛馬仕潔具有限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9)粵20民終1736號)中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的規定:“承租人或者租賃物的實際使用人,未經出租人同意轉讓租賃物或者在租賃物上設立其他物權,第三人依據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或者其他物權,出租人主張第三人物權權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出租人授權承租人將租賃物抵押給出租人并在登記機關依法辦理抵押權登記的;……”該規定設立的出租人抵押權為自物抵押權,其實質目的并非擔保租金債權,而是為公示權利,防止租賃物被善意取得,其非物權法意義上的抵押權,非物權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債務人提供的物保,只有抵押權之名,而無抵押權之實”、“臺駿公司在享有涉案租賃物所有權的情況下,主張其享有涉案租賃物的優先受償權,不符合法律規定”。
案 例
安徽省蕪湖市鳩江區人民法院在作出的《皖江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與張芳澤、棗莊發文商貿有限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2020)皖0207民初1605號)中認為:“本案的抵押權僅僅是保障原告對租賃物的所有權,防范商業風險,以對抗第三人,并非實質意義上的抵押權,屬于自物抵押,涉案租賃物辦理抵押并非為《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債權提供擔保,故原告無法對該租賃物行使優先受償權”。
雖然實踐中基于登記對抗說否定自物抵押效力的判決數量遠低于肯定自物抵押效力的判決數量,但不可否認以優先受償權作為訴訟請求存在被審判機關認定自物抵押無效從而喪失優先受償權的風險。因此,在實踐中,出租人一般會要求承租人支付合同項下的剩余租金并要求在承租人租金支付義務履行完畢前持續享有租賃標的物的所有權;或,要求審判機關判決解除合同并取回租賃物。
結 語
綜上所述,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中,當事人未進行機動車轉移登記并對租賃物進行自物抵押符合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并被多數司法實踐所認可、采用。當事人雖未辦理機動車轉移登記,但是該租賃物所有權仍屬于出租方所有,其后果僅對善意第三人不產生對抗效力,而不應當就此認定其 “名為融資租賃,實為借貸擔保”。不可否認,機動車融資租賃交易使用自物抵押會導致其在融資性上產生與借款抵押交易類似的擔保、融資屬性,但無論在直租亦或是回租交易中,其均未喪失融資租賃交易的融物性。因此,筆者認為,機動車融資租賃的自物抵押不應當作為否定融資租賃交易性質及抵押權有效的理由。
金融事務部
Banking and Finance Department.
君倫金融事務部是君倫內設的專門從事金融業務領域法律服務的專業部門,該部門已先后為境內外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泰國及香港特區、臺灣地區在內的三十多家銀行、其他非金融事務機構及上海靜安區金融辦等監管部門提供了專業的法律服務。
擅長領域包括傳統金融事務、融資租賃與保理等非銀金融、跨境金融、互聯網金融、銀團貸款、項目融資、并購融資、設立子行和分行、保險業務、資產證券化、發債等,可為客戶提供一攬子金融解決方案,并能協助企業對接境內外"低成本"資金。該部門還協同君倫爭議解決部以訴訟、仲裁等方式代理境內外金融債權的催收工作,協同君倫資本市場部負責某金融機構的IPO項目。其中,君倫的保險法律業務團隊,長期以仲裁員、律師等身份為國內外保險合同當事人提供各類保險糾紛解決和日常咨詢法律服務,還為國內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之保險資金運用項目提供專項法律服務。
金融事務部還為《境外銀行對中國企業跨境融資與擔保實務》《臺灣地區債權跨境至大陸催收的實務操作和案例分析》《中國企業跨境融資的法律實務與案例分析》的出版做出了貢獻。